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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正青春 | 北上南下“箭杆院”,《新青年》点燃百年之光

编者按: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化)的发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它,镌刻下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它,沉淀着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千龙网推出“一世纪正青春”系列策划,深入五四运动起点北京大学红楼等北京红色遗址,寻访百年来凝聚在历史与现代中的红色基因,感受始终澎湃在脉搏里的磅礴力量。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旧居位于箭杆胡同20号,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上海搬到北京,随后创立了赫赫有名的《新青年》杂志,杂志编辑部旧址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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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新青年》自第六卷第一号起,实行轮流编辑;第六卷从第一号到第六号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编辑,同时吸收鲁迅、周作人等参与编辑事务,新文化运动一时出现最强大的阵营。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在陈独秀的寓所,于是北京城东的箭杆胡同9号无形中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姚咏梅摄

三顾茅庐 陈独秀受聘

《新青年》杂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校长伊始,就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蔡元培校长求贤若渴,到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不拘一格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治校办学。正当蔡元培校长物色文科学长时,陈独秀恰在北京筹划开办书局招股的事。于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沈尹默、汤尔和,都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

然而,陈独秀起初并不想受聘。于是,“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早些才好”。在这种“三顾茅庐”式的诚邀之下,陈独秀只好说自己“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说“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就这样,陈独秀最终“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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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刘宏声摄

院落不大 影响巨大

陈独秀旧居与青灰胡同基色一脉相承,加上有居民骑着自行车来往穿行,以及随口的柴米油盐话题,更多了人间烟火气。陈独秀为什么选择在箭杆胡同落脚?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从上海来到北京,受到蔡元培的邀请,进入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箭杆胡同离北大三院和北大红楼非常近,步行就可以上班。

南院办公,北院起居;这个院落不大,影响巨大,2001年才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前这里一直混杂居住着多户居民,还有各种私搭乱建。2013年年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纳入该区名城保护重点项目,2015年9月完成腾退修缮。

《新青年》1915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名称为《青年杂志》,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起诉重名,后改名《新青年》。原为陈独秀担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来迁到北京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最初确定的六位编辑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第二卷开始李大钊也深度参与,他们都是大学教授,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形成深刻影响了中国。

当年《新青年》杂志社的聚会多是在箭杆胡同的编辑部,而不是在北大红楼。所以当年这个小院里谈笑有鸿儒,雄文天下惊,是以《新青年》和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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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新青年》杂志第一至三卷的销量并不是很好,每期1000本的印数甚至不够成本,以致出版方群益书社一度打算停办。这时候,经常为《新青年》撰稿的北大师生们不甘心放弃这块正在兴起的文化阵地。于是,大家主动与出版方交涉,改变《新青年》的编刊性质,从原先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刊物,变成了一份大家共同承担写作、分担经济压力的“同人刊物”。王松摄

从五四运动到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周刊上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份由《新青年》同仁创办的周刊报纸,以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要内容,与侧重理论的《新青年》互为补充,凭借它们当时具有的影响力,成为五四运动中最强有力的助推器。

除了以文章做武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项更为轰动的行动,那就是起草并散发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为了实现宣言中声明的“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来到前门外的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随后就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交京师警察厅,第二天警察又对箭杆胡同9号(旧时的门牌)进行了搜查。

陈独秀被捕后,在李大钊等人的奔走下,北京各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消息传遍全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求释放他,此后还掀起了保释声浪。9月16日,迫于社会各方的压力,京师警察厅最终释放了入狱3个月的陈独秀。但他并没有恢复完全的自由,警察总监命令中一区警察署对其进行“豫戒”,按月呈报行踪。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秘密离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由此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发展历程,编辑部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自第八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又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新京报 北京青年报 “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北京的红色觉醒》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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